问题是，当主角过着妻子和情人的双重生活，担忧自己的衰老及似乎逐渐走向枯竭的才思，越来越无法承受外界向其索取的压力、想觅求心灵和现实出路而不得；当生活要通过一个又一个谎言打掩护的时候，如何能创作出一部他想要的“诚实电影”？作为导演对本片拍摄过程的再现，本片中的自我指涉就带有一种悖论色彩：想要诚实讲述一种不能讲述的困顿状态，但(理论设想)当把这种状态讲述出来，那还会是一种诚实再现吗？撇开方法论，价值上的问题是：把自己不能拍摄的困顿拍摄出来，这如果不是一种为交差而交差的权宜之计，孀月令可以是什么？(这又回到了诚实的问题)。面对这么个不可能的任务，费里尼给了我们一个普世而动人的答案：除非一开始有明确目标，否则创作是一场需要痛苦自省的寻觅，我们不能给你承诺什么结果，只有到达一刻的那种美妙的廓然开朗